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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恩难忘******

  刘末利

  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  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  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
  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  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  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  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
 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
  (历史资料)

疯狂的世界杯,疯狂的赌球******

  当地时间11月28日,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

  文/赵斌

 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,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。

 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、从未松过口。历年世界杯,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,变成一场场“杀猪盘”。

 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,下注那一刻,已经输了。

  一脚监狱、一脚地狱

 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,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,一只荡在外面,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,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(化名)。

  “起来,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。”老蒲依旧眯着眼,应声起身搬货,伴随着老蒲斜着肩、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。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:“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,其实刚过四十,都是赌球闹得。”

 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“211”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,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,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。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,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,很出名。

  可突然就出事了。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,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、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。

  为赌球散尽家财、丢工作、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。

 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,“折”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、“90后”干部等公职人员,“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”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。

  还有不少人,也栽在“赌”字上。河南省委原常委、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、严重违纪违法,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;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、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;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。

  依法严打赌球,远离非法“赌链”

  就在12月3日,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“世界杯”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,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。

 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,在世界杯开赛期间,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,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,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,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,累计获利10万余元。

  媒体调查,本届世界杯期间,通过各种各样的“世界杯吧”““世界杯交流中心”“球迷群”,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,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。一些球迷在家人、朋友甚至陌生群友、球友的带动之下,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。

  “每次输赢都不大,其实更像跟自己赌、和朋友间争口气,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!”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。在他看来,这和赌博是两码事,“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”。

  “第一场比赛投了200,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,目前还没赢过,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!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,看谁都一样,就当是个‘添头’。”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:给自己“无聊”的看球时光多点“刺激”。

  但很多人,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,无法自拔。

  下注那一刻,已经输了

  历届世界杯,都是“赌徒的盛宴”。

  2018年世界杯期间,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: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,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、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,涉案金额逾10亿元。

 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。但海外博彩公司、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,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,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,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。代理商通过“返利”赚钱,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。

  不管赛事输赢,赌球团伙是最大的“赢家”。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,主要有“杀成”“抽水”“反水”等,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,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。但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,只要有人参赌,团伙就有钱赚。

 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,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“黑庄”开设线上赌球平台,以高赔率吸引赌客。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,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“消失”。

 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、卷款走人,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。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,注入资金很顺利,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,直至失联。

 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,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,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,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。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,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。

 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,如果以营利为目的,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,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,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,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,构成《刑法》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。该罪处罚较重,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并处罚金;情节严重的,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

 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,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,则构成组织参与国(境)外赌博罪,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。

 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,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,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,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。

 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“巨头”?

  据相关资料显示,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:英国的威廉希尔(WilliamHill)和立博·希尔顿(Ladbrokes)、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。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。

 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、球票、转播收入不菲,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。

 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,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,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、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,甚至对教练、裁判进行威逼胁迫,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。

 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,但也难以避免遭到“被博彩”的厄运。

  2006年,意大利足坛的“电话门”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、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,包括AC米兰、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,曾经被称为“小世界杯”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。

 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“规则”。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,制定的每一个赔率,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、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,以确保庄家“稳赚不赔”。同时,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,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,还有角球数、黄牌数、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。

 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,一旦踏入赌局,就会陷入“赢了还想赢,输了想翻本”的死循环,而最后的赢家,只能是游戏制定者。

  请远离赌球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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